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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月3日，美国强行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未交战状态下直接出兵控制另一国的在任民选总统，这在二战后还是第一次。美国用其明显的军事实力（至少是相对于委内瑞拉而言）和实力支撑下的任性，又扎扎实实给我们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二十多年来委内瑞拉始终站在反美第一线，让美国很是不欢喜，查韦斯（1954-2013）确立的一直延续至今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体，就更让美国人没好感。特朗普心里念念不忘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地缘战略价值，嘴上却喋喋不休地攻击马杜罗是个毒贩。由此看来，国际政治中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这一点同样是没有谁比特朗普更明白。

　　在查韦斯-马杜罗时代之前是蓬托菲霍时代。1958年初，希门内斯政府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委内瑞拉成立民主过渡政府，并定于当年12月举行总统大选。为确保新生民主政体的稳定和持续，1958年10月，委内瑞拉三个主要政党（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与民主共和联盟）的代表在加拉加斯小镇蓬托菲霍（Punto Fijo）签署协定，就尊重民主选举结果、民主政体下的权力分享等问题达成协议（民主共和联盟于1962年退出“蓬托菲霍协定”，于是形成民主行动党、基督教社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说白了，就是三方一致同意今后的政治游戏要有底线，有矛盾要坐下来协商解决，不能再像以前一百多年里那样，一言不合就来个军事政变。由此，委内瑞拉进入了蓬托菲霍时代。

　　蓬托菲霍时代前后延续了四十年，前面二十余年搞得比较好，后面近二十年搞得比较糟。受殖民地时期经济结构的影响，委内瑞拉独立建国后至今，一直是一种过度依赖单一原材料出口的经济模式。1920年代前是靠咖啡、可可、烟草，1920年代至今是靠石油。当原材料出口顺畅、价格高的时候，委内瑞拉就经济繁荣，政治相对稳定；当原材料价格低、创汇能力不足的时候，委内瑞拉经济、社会就会受到负面影响，甚至常常引发政权更迭。这在委内瑞拉几乎成了一条规律。

　　国际油价撑起了蓬托菲霍前期的繁荣，石油繁荣的同时得到强化的是政治中的恩庇逻辑。委内瑞拉政体最初模仿的是美国和法国，但在政治文化和逻辑上，委内瑞拉与它的模仿对象们有明显不同。在模仿对象那里，是人民选举产生执政者，执政者要回报人民的授权和信任。而在委内瑞拉，是统治者在经济和政治上给民众以恩惠，民众则要回报统治者以忠诚。通过物质利益和政治恩惠换取选民的政治支持，这就是恩庇政治的核心。恩惠是建立在石油繁荣之上的，一旦石油繁荣不再，恩惠就无法实施，忠诚也就没了依据。

　　蓬托菲霍时代的委内瑞拉人，在过了二十年好日子之后，转折来临了。1981年，国际油价开始下跌，1985年底到1986年，国际油价，在短短几个月内暴跌70%。油价下跌直接打击了委内瑞拉政府的财政能力。当时政府下令增发工资、扩大货币发行量，但却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贬值。经济不振和物价高涨导致了民众生存状况的恶化。人们将不满指向执政的两党，民众抗议越来越频繁，1989年后暴力性抗议明显增多。1980年代的委内瑞拉经历了从“拉美例外”、“民主典范”到“拉美化”的转型，开始遭受其他拉美国家遭受的相同问题，例如贫穷、财富分配的不公、政府的官僚主义和无效率等。无论是民主行动党政府还是基督教社会党政府都没能使国家的状况线年民主行动党的佩雷斯是手持委内瑞拉传统的民众主义政纲（核心就是传统恩庇逻辑）上台的，他承诺带领委内瑞拉回到1970年代那样的黄金时代。1988年底的总统竞选中，他谴责自由化经济方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描述为“杀人的中子弹”，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是“为经济极权主义服务的种族灭绝者”。然而面对物价上涨、商品短缺的严峻经济形势，面对几近枯竭的外汇储备，佩雷斯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停止了持续多年的政府干预主义模式，转而采取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一套以自由市场、效率优先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当时，这种经济理念以“华盛顿共识”而著称。

　　私有化方案和政府开支的削减降低了政府对社会的经济支持能力，对两党统治产生了负面作用。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削弱了委内瑞拉的政治共识和佩雷斯执政的合法性。民众当初选择佩雷斯是因为其反市场化倾向，但是佩雷斯的改革使民众对新政府防止市场化、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彻底破灭。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1989年2、3月间多所城市的骚乱，史称“加拉加索事件”。“加拉加索事件”是蓬托菲霍体系建立以来受到的首次沉重打击，标志着80年代的经济危机正式发展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此后民众暴力抗议明显增多。

　　1992年2月的军事政变虽然很快失败，不过，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新兴左翼力量却逐渐赢得了公众的认同。此次政变在人们眼中成了对腐败无能的政府的反抗。政变后，基督教社会党为表示对佩雷斯政府的支持，决定派员加入佩雷斯政府。在两党制环境下，基督教社会党的这一决策完全称得上是一次重大政治失误，它模糊了自己的体制内反对者这一身份，使基督教社会党成功将自己与正处于困境中的民主行动党捆绑在一起，使民众将自己与民主行动党视为一丘之貉。基督教社会党这一决定不仅对其自身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一决策还造成了对整个蓬托菲霍政体合法性的伤害。在选民心中，三十多年来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一时间竟完全变得不分彼此。

　　1993年大选中卡尔德拉的上台与民众对两党的疏离密切相关。1992年2月4日的国会演说中，卡尔德拉批评基督教社会党加入民主行动党政府，批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更多的贫困，指出民主政治从来无法建立在普遍贫困的基础上。卡尔德拉虽然谴责政变，但又认为这次政变是对佩雷斯政府的一次可以理解的反应。卡尔德拉的这些观点似乎是在完美地回应民众的情绪，更加强化了民众对左翼政治力量的同情和对政府的反对。这次演讲后，卡尔德拉的支持率迅速上升。两党联合内阁事件和卡尔德拉的这次演讲显然为其竞争总统职位加了分。人们要求停止新自由主义改革，召集选民大会，进行新的选举。在这种形势下，基督教社会党于1992年夏撤出联合政府，1993年8月，佩雷斯总统被弹劾下台。

　　1993年，作为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之一的前总统卡尔德拉脱离基督教社会党，另组小党“全国同盟”，并在委内瑞拉、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人民选举运动等左翼政党的支持下参加1993年的总统选举。卡尔德拉激烈批评两大传统政党，在经济持续低迷、社会政治危机愈加严重的情况下赢得了民众的支持，1993年总统大选中卡尔德拉的胜利意味着两大党延续四十多年的统治的终结。弥漫于整个90年代的消极氛围和笼罩在70年代的积极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1973年大选结束了委内瑞拉十多年的政党体系碎片化状态，选票高度集中于两大政党。二十年后，卡尔德拉却因反对两大政党获得了民众的支持，第二次赢得总统大选。

　　卡尔德拉承诺上台后要促进社会公正、惩治腐败、并结束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重铸委内瑞拉70年代的辉煌。然而，他刚一上台就面临严重的银行危机，民众和外国投资者对委内瑞拉经济的信心受到重创，政府的货币贬值政策直接打击了进口，造成商品短缺，进而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蹿升，使更多的委内瑞拉民众陷入贫困境地。尽管卡尔德拉在总统竞选中保证不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然而，面对经济窘境，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承诺。他实施了一些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相一致的市场化改革，实行利率自由化并继续推进私有化进程。市场化改革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这一时期，和骚乱已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国际油价的持续低迷使卡尔德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缓解经济和社会危机，其任期内外国投资剧减、股市暴跌、银行系统几近崩溃、物价飞涨。1995年底，他的支持率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卡尔德拉面临着与90年代初的佩雷斯总统一样的困境。

　　据民意调查显示，民主行动党和基督教社会党对罗莫和赛斯的支持是二者失利的重要原因。在对传统两大政党极为失望的情况下，为改变现状，民众开始倾向于选择现存政治体系的反对者。委内瑞拉人面临的迫切问题是生活水平的下降和严重的政治腐败。他们的诉求集中于两方面，其一，惩治腐败，传统两大政党下台；其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重铸70年代的经济繁荣。1998年大选中，查韦斯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已经声名狼藉的民主行动党或基督教社会党政府中担任过任何职务，也从没向两大传统政党表示过妥协的候选人，并且一直公开表达他对蓬托菲霍体系以及两党统治的不满。此外，查韦斯对腐败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激烈抨击，也符合当时委内瑞拉多数选民的心态。民众进行彻底变革的意愿将真正主张变革的查韦斯推向国家权力中心。

　　查韦斯并不是第一个政治强人，委内瑞拉历史上政治强人不断涌现。这种“强人政治”既是委内瑞拉特定历史文化与国情的产物，也是后发展国家在面临重重国际压力和风险下的一般性选择。马杜罗也不会是委内瑞拉最后一个政治强人。委内瑞拉的根本困境在于高风险却一直未能得到改变的经济结构、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二十余年来愈演愈烈的政治两极化与社会分裂以及在选举政治环境和民众恩庇文化下政府被短期政治回报所捆绑。马杜罗被绑架后，委内瑞拉政府的施政很有可能还要增加美国这个强大的外部制约因素。如何能够不被短期政治利益束缚，去切实推动委内瑞拉的政治经济发展和变革，是接下来的委内瑞拉政府面临的时代课题。